启动中国式消费需改善制度环境

启动中国式消费 需改善制度环境

在中国将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向“消费型”经济体转变之时，作为国内消费主力的中产阶层却正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。　　“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、吃饭，平时除了打个网球锻炼身体，国内消费还真不多。”11日晚，坐在家中有些中式古典风格的红木沙发上，王岑林对经济导报记者说，“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出国游，反而可能是我最大的一笔花销。有时候待的时间长一点，加上买东西，差不多要花个五六万元 。”　　实际上，如何与其他国家争得“自家人”的“钱包”，正成为中国企业普遍头疼的问题。　　12日，2013夏季达沃斯年会分论坛上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等多名高校学者、企业家代表以“启动中国式消费”为议题进行探讨。在这些专家看来，消费者缺乏安全感、企业产品创新积极性不高，都在制约着中国经济向消费引导型转向的进度。而这些因素均指明，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亟待改善。　　安全感的“门槛”　　王岑林是济南一家医院的副主任医师，在针灸、推拿等领域颇有建树。5年前他与侄子合开了一家中医诊所，现在除正常坐班外，每天下午他都会抽出一定时间去诊所坐诊。照他的说法，两头的收入加起来，每年超过25万元。“我现在已经50岁了，自己和孩子家又都没有房贷负担，挣下的钱，除了用在吃穿上，就是出去游玩。”王岑林说。　　不过，可观的潜在支出，最终能够用在国内的并不多。王岑林告诉导报记者，其在吃穿上用度不大，以前喜欢过一阵古董收藏，但由于不善此道，渐渐放了下来。如今他在消费上更倾向于养生保健，在这方面，国外的资源显然更吸引他。　　“平常会打打网球健身，但如果能申请下长假，我会去国外转一趟。”王岑林说，除了国外较好的环境因素外，替家人捎一些保健品、免税商品也是一大原因。　　“比如这种蜂蜜，纯天然，里面还附有刚刚采摘的蜂巢，虽然价格高一些，但是喝起来放心，效用更好。”他指着桌上一瓶包装精美的蜂蜜说，国内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，让他不得不倾向于购买国外产品。　　就快要有第三代的王岑林最近又领到了新“任务”：去德国购买一系列婴儿用品，主要包括奶粉、米粉等，“这些在当地都属于药品级，受到严格的标准监管，吃起来比较放心。”　　山东某设计院的总经理候镇立最近也要出国，看望他正在英国学习的孩子，“国外的教育制度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考虑到孩子以后的发展，才把孩子送去。”候镇立每年平均收入超过30万元，孩子在美国上学每年至少要花费15万元以上，虽然花销不小，但他依然愿意付出。　　“我想中国的消费核心是个安全感的问题，作为一个消费者，如果没有安全感，就不会有持续、忠诚的消费。”在上述议题讨论中，网秦公司CEO林宇说，缺乏安全感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成本和风险，更令后续的消费增长变得较为虚无。　　升级消费在哪？　　“安全感”也在影响着消费另一头——生产企业的积极性。　　“现在中国的好多企业家，没有安全感，他就不会有积极性进行真正长期的投资，就不会有激情进行真正长期的创造、创新。”张维迎说。　　实际上，缺乏产品创新，也引出此次受访中产阶层消费者谈论的焦点——“没有能够让我愿意花钱购买的产品”。　　王岑林说，相同的产品，国内与国外品牌比较，仍存在较大差距，“比如手机，我周围的人不是用三星就是苹果；买车，多数倾向于奥迪、宝马。”“也就中餐能够战胜西餐。”候镇立调侃说。　　在王岑林看来，产品设计、服务缺乏创新是国内产品落败的主要原因，“比如有病号出现紧急情况，我有时候不用出诊，双方用苹果手机的一款Facetime软件就可以进行视频通话，国产手机就没有这方面的功能；在购车上，安全、操控性都是顾客看重的地方，并且车价要在30万元以上，车主对车内的舒适性、内饰要求都很高，国产车在这些设计上相形见拙。”　　“我觉得产品附加值应该更高一些。”在候镇立看来，“国内产品过于关注价格竞争，往往忽视了服务等附加因素的吸引力。比如国外超市经常可以买到各式各样‘半加工’食品，回家用微波炉一热，就可以上桌，外观、口味都不错。国内就很少见。”　　山东一家海产品加工企业的科研负责人陈鹏对导报记者表示，其企业从事简单的海藻加工，产品市场价格不高，但是国外企业只需在国内购买粗品后进行一步提纯，就可以卖出比原产品高出数十倍、数百倍的价格，“这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。”　　这与参与上述议题讨论的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的观点颇为一致。李正茂认为，“衣食住行”四大基础消费中，中国已经基本解决 “衣食”问题，“住行”发展也很快。下一步，应该更关注精神层面等的升级消费，如信息通信消费、教育消费等，这都需要技术和服务的创新。　　亟待政策放权　　要想达到产品创新，消费者愿意埋单，并不仅是企业一方的责任。此次参加“启动中国式消费”议题的多名专家认为，真正放开管制，给市场更宽裕的环境，是拉动国内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。　　上海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认为，在经济不景气时进行的行业刺激，往往会导致资源不平等分配，使企业没办法正常做事，所以企业中长期很难看好中国市场。　　“国内很多中产阶层都是小企业主，他们发家后，做的事情就是把资产转移到国外，这怎么会让消费留在国内？”青岛一家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导报记者表示，他已经在加拿大买下了一栋别墅，孩子和老婆长期居住在那，公司的部分业务也转到了加拿大。之所以如此，国内政策不时变动是主要原因，“一开始免税，后来税收一直在增加，人工成本也增加，企业负担越来越重。”　　实际上，不仅企业抱怨，消费者也早就关注于此。曾在三亚免税店购买过一款名牌包的消费者张女士告诉导报记者，其购买价格虽比国内商场价格较低，但与国外实际售价相比，仍高了近千元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国内免税市场仍没有放开。　　“按照政策规定，中国免税业务目前主要实行国家专营管理，不允许外资经营。”张女士说，这从根本上拒绝了外资在免税业务的竞争，虽然保护了国内的免税市场，但不利于市场竞争，更留不住客户。　　上述议题讨论的主持人芮成钢也举例说，相对于在俄罗斯购买一辆进口奔驰500只要交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的低税相比，国内税率依然很高，是否能够通过减税带动消费，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。同时，打破行业垄断、放松管制均成为企业专家呼吁的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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