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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中国式消费需改善制度环境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25:36 阅读: 来源:醋酸厂家

启动中国式消费 需改善制度环境

在中国将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向“消费型”经济体转变之时,作为国内消费主力的中产阶层却正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。  “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、吃饭,平时除了打个网球锻炼身体,国内消费还真不多。”11日晚,坐在家中有些中式古典风格的红木沙发上,王岑林对经济导报记者说,“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出国游,反而可能是我最大的一笔花销。有时候待的时间长一点,加上买东西,差不多要花个五六万元 。”  实际上,如何与其他国家争得“自家人”的“钱包”,正成为中国企业普遍头疼的问题。  12日,2013夏季达沃斯年会分论坛上,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等多名高校学者、企业家代表以“启动中国式消费”为议题进行探讨。在这些专家看来,消费者缺乏安全感、企业产品创新积极性不高,都在制约着中国经济向消费引导型转向的进度。而这些因素均指明,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亟待改善。  安全感的“门槛”  王岑林是济南一家医院的副主任医师,在针灸、推拿等领域颇有建树。5年前他与侄子合开了一家中医诊所,现在除正常坐班外,每天下午他都会抽出一定时间去诊所坐诊。照他的说法,两头的收入加起来,每年超过25万元。“我现在已经50岁了,自己和孩子家又都没有房贷负担,挣下的钱,除了用在吃穿上,就是出去游玩。”王岑林说。  不过,可观的潜在支出,最终能够用在国内的并不多。王岑林告诉导报记者,其在吃穿上用度不大,以前喜欢过一阵古董收藏,但由于不善此道,渐渐放了下来。如今他在消费上更倾向于养生保健,在这方面,国外的资源显然更吸引他。  “平常会打打网球健身,但如果能申请下长假,我会去国外转一趟。”王岑林说,除了国外较好的环境因素外,替家人捎一些保健品、免税商品也是一大原因。  “比如这种蜂蜜,纯天然,里面还附有刚刚采摘的蜂巢,虽然价格高一些,但是喝起来放心,效用更好。”他指着桌上一瓶包装精美的蜂蜜说,国内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,让他不得不倾向于购买国外产品。  就快要有第三代的王岑林最近又领到了新“任务”:去德国购买一系列婴儿用品,主要包括奶粉、米粉等,“这些在当地都属于药品级,受到严格的标准监管,吃起来比较放心。”  山东某设计院的总经理候镇立最近也要出国,看望他正在英国学习的孩子,“国外的教育制度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,考虑到孩子以后的发展,才把孩子送去。”候镇立每年平均收入超过30万元,孩子在美国上学每年至少要花费15万元以上,虽然花销不小,但他依然愿意付出。  “我想中国的消费核心是个安全感的问题,作为一个消费者,如果没有安全感,就不会有持续、忠诚的消费。”在上述议题讨论中,网秦公司CEO林宇说,缺乏安全感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成本和风险,更令后续的消费增长变得较为虚无。  升级消费在哪?  “安全感”也在影响着消费另一头——生产企业的积极性。  “现在中国的好多企业家,没有安全感,他就不会有积极性进行真正长期的投资,就不会有激情进行真正长期的创造、创新。”张维迎说。  实际上,缺乏产品创新,也引出此次受访中产阶层消费者谈论的焦点——“没有能够让我愿意花钱购买的产品”。  王岑林说,相同的产品,国内与国外品牌比较,仍存在较大差距,“比如手机,我周围的人不是用三星就是苹果;买车,多数倾向于奥迪、宝马。”“也就中餐能够战胜西餐。”候镇立调侃说。  在王岑林看来,产品设计、服务缺乏创新是国内产品落败的主要原因,“比如有病号出现紧急情况,我有时候不用出诊,双方用苹果手机的一款Facetime软件就可以进行视频通话,国产手机就没有这方面的功能;在购车上,安全、操控性都是顾客看重的地方,并且车价要在30万元以上,车主对车内的舒适性、内饰要求都很高,国产车在这些设计上相形见拙。”  “我觉得产品附加值应该更高一些。”在候镇立看来,“国内产品过于关注价格竞争,往往忽视了服务等附加因素的吸引力。比如国外超市经常可以买到各式各样‘半加工’食品,回家用微波炉一热,就可以上桌,外观、口味都不错。国内就很少见。”  山东一家海产品加工企业的科研负责人陈鹏对导报记者表示,其企业从事简单的海藻加工,产品市场价格不高,但是国外企业只需在国内购买粗品后进行一步提纯,就可以卖出比原产品高出数十倍、数百倍的价格,“这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。”  这与参与上述议题讨论的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的观点颇为一致。李正茂认为,“衣食住行”四大基础消费中,中国已经基本解决 “衣食”问题,“住行”发展也很快。下一步,应该更关注精神层面等的升级消费,如信息通信消费、教育消费等,这都需要技术和服务的创新。  亟待政策放权  要想达到产品创新,消费者愿意埋单,并不仅是企业一方的责任。此次参加“启动中国式消费”议题的多名专家认为,真正放开管制,给市场更宽裕的环境,是拉动国内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。  上海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认为,在经济不景气时进行的行业刺激,往往会导致资源不平等分配,使企业没办法正常做事,所以企业中长期很难看好中国市场。  “国内很多中产阶层都是小企业主,他们发家后,做的事情就是把资产转移到国外,这怎么会让消费留在国内?”青岛一家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导报记者表示,他已经在加拿大买下了一栋别墅,孩子和老婆长期居住在那,公司的部分业务也转到了加拿大。之所以如此,国内政策不时变动是主要原因,“一开始免税,后来税收一直在增加,人工成本也增加,企业负担越来越重。”  实际上,不仅企业抱怨,消费者也早就关注于此。曾在三亚免税店购买过一款名牌包的消费者张女士告诉导报记者,其购买价格虽比国内商场价格较低,但与国外实际售价相比,仍高了近千元。究其原因,在于国内免税市场仍没有放开。  “按照政策规定,中国免税业务目前主要实行国家专营管理,不允许外资经营。”张女士说,这从根本上拒绝了外资在免税业务的竞争,虽然保护了国内的免税市场,但不利于市场竞争,更留不住客户。  上述议题讨论的主持人芮成钢也举例说,相对于在俄罗斯购买一辆进口奔驰500只要交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的低税相比,国内税率依然很高,是否能够通过减税带动消费,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。同时,打破行业垄断、放松管制均成为企业专家呼吁的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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